人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人性的复杂性。
有关这方面，因为我们双方在以前的争论中未曾提及，本文就不细谈了。董氏确实明确主张阳尊阴卑、阳贵阴贱，但不等于《基义》中的三纲是指阳尊阴卑、阳贵阴贱。
该书虽曾引用《礼纬·含文嘉》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一语，但实际上也把三纲理解为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关系，而不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或夫为妻纲。这些，以及最近的争论给私人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都让我深感遗憾。其所撰《董仲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一文，从8个方面来总结、概括董仲舒思想，而竟无一个方面是关于董仲舒的《春秋》学的，其对董氏《春秋》学之漠视可见一斑。应该说，三纲的含义在后世有了演变，《含文嘉》的理解方式逐渐取代了董仲舒、《白虎通》的理解方式。《繁露*四时之副》云：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这与《管子*枢言》赏罚明，则德之至者也相近，恐怕难将其中的德理解为庆赏吧？ 李教授至少三次说我不知儒、法之分，前面是对他这句话的答复。
这与《白虎通》以三纲与六纪对举相近，故注释家通常皆以六纪释其五纪。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昭公二十五年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是儒家德威并用、赏罚共举的典型说法。[2]朱汉民：《南宋书院的学祠与学统》，《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时朱熹任职江西提点刑狱公事。[8]王阳明：《万松书院记》，第252页。[11]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知州潘畤曾复书院：部使者东阳潘侯畤德鄜始因旧址，列屋数间，榜以故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
王阳明将此明伦之学引导到他的心学的良知之学上来，以道心为良知：是固所谓不虑而知，其良知也。孩提之意，无不知爱其亲者也。
[1] 当代学人朱汉民先生则从建构理学学统视角阐述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力推书院的缉修：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有一种强烈建构书院学统，以确立书院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地位的精神追求。可惜因王安石新学兴起而被搁置：不幸王氏之学方兴，其议遂格，有志之士未尝不叹息于斯焉。重视道德修养者以之为羞：士之有志于为己者，盖羞言之。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
[30] 还有专家指出，讨论书院：并非完全否定现代大学制度。朱熹还上书朝廷、面见时君以论述重建白鹿洞书院的必要性张栻有《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吕祖谦有《白鹿洞书院记》，朱熹有《衡州石鼓书院记》，王阳明有《东林书院记》和《万松书院记》等。[13]本段引文均见王阳明：《东林书院记》，第898页。
五、结 语 中国传统书院尽管为民间教育机构，但因其儒家经世致用价值观和官方一致，得到官方认可与支持，特别宋代，所谓的四大书院均得最高皇恩礼遇。（一）张栻记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宋开宝九年（976），时潭州知府朱洞主持修建。
[18]本段引文均见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第99-100页。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学为先务。
书院尽管为民间教育机构，但因其经世致用价值观和官方一致，得到官方认可与支持。可以说，在宋代理学大家，张栻、吕祖谦、朱熹的书院记述那里，侧重圣贤君子人格修养于科举技能的超越性，而多未及于二者之间关系的正价值论述，倒是王阳明于此有圣学无妨于举业[32]之论。张栻、吕祖谦、朱熹和王阳明等理学大家，既是儒家思想家，也是大教育家。朱熹说前代书院建立的原因是政府不办官学，有志向的儒士不得已，而只好自发建立书院、研修儒学：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具体是补充官学道德教育的缺失。[32]本段引文均见《年谱三》，《王阳明全集》卷35，第1291-1292页。
其入论曰：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圣贤者出而开之。书院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旧迹荒芜，仅只作为文物被保存：不有好古图旧之贤，孰能谨而存之哉？但是到了当下，官学的性质发生了褪变，其考核师生不再重视道德品行：抑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其德行、道艺之素。
民间初创者，如石鼓书院是唐元和年间的隐士李宽：起唐元和间，州人李宽之所为。[9]本段引文均见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第76页。
[24]《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禀事件状·四》，《朱子全书》第20册，第757页。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
至于孔子，述作大备，遂启万世无穷之传。石鼓书院之修建，恰是对道德教育需求的正面回应：此二公所以慨然发愤于斯役而不敢惮其烦。[6]《东林书院记》，《王阳明全集》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98页。这些儒家思想家同时还是大教育家，他们都通过书院进行了卓有成效、影响深远的教育教学活动，且亲为相关书院作记文。
他现身说法，说自己尝试察吾事亲从兄，应物处事，是端也，其或发见亦知其所以然乎，并进而主张将自己求仁的成果扩而充之，则尽管艰难，仍可得其大体：苟能默识而存之，扩充而达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则仁之大体，岂不可得乎？ 求仁的极致境界，他描述道：及其至也，与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穷，而其初则不远也。[17]和朱熹、张栻不同，吕祖谦的理学是通过史学建构的，故可谓之史学理学。
[7]万松书院则是弘治初，参政周君近仁因废寺之址而改为之。因而吕祖谦劝告白鹿洞书院的士子要以此为契机，研习发扬关洛理学，以报答朱熹重建书院的良苦用心：此邦之士，盍相与揖先儒淳固悫实之余风，服《大学》‘离经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约，自下而高，以答扬熙陵[19]开迪乐育之大德，则于贤侯之劝学，斯无负矣。
[2]朱汉民：《南宋书院的学祠与学统》，《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吕祖谦指出时下青年学子不能遵循程、张理学的路径，而是好高骛远走了王安石新学的老路，和白鹿洞书院继承关洛之学的宗旨不相一致：晚进小生骤闻其语，不知亲师取友以讲求用力之实，躐等陵节，忽近慕远，未能窥程张之门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贤圣之病。
这也体现在王阳明正德八年（1513）作的《东林书院记》中。后于两宋之交遭战火洗劫。[31]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0页。[8]王阳明：《万松书院记》，第252页。
时至宋朝前中期的庆历、熙宁时，遍布全国的官学体制完备：逮至本朝庆历、熙宁之盛，学校之官遂遍天下，而前日处士之庐无所用，则其旧迹之芜废，亦其势然也。并说这么高妙的境界，其起始却是日常生活。
这也是官学的核心精神：今之学宫皆以‘明伦名堂，则其所以立学者，固未尝非三代意也。时朱熹任职江西提点刑狱公事。
先是成化年间，后官户部郎中的邵宝为举子时曾聚徒讲学其中：成化间，今少司徒泉斋邵先生始以举子复聚徒讲诵于其间。在出发点上，有与道、佛争夺意识形态阵地和为己之学的两个层面。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